浙商回归：长三角再实体化 不能是简单增加投资
决策杂志第8期封面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敏 王运宝 徐浩程 晏瑾
策划人语
“你快回来!”这是2012年最深情的呼唤。
面临经济一路下行压力，浙江对省外浙商高调喊话，希望游子归乡，纾解困局。
浙商回归是个老话题，但回归成为浙江省2012年“一号工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708个亿，是半年来省外浙商回馈家乡的一份重礼，这是资本的理性回归，还是乡情召唤下的感性行动?
曾经秉持“无为而治”的浙江政府，以强势姿态推动“一号工程”。这是一场不以招商之名进行的招商竞争，浙江正在做的，是不出浙江就实现在全国范围招商的目的。
“浙江人经济”正在更多地转化为“浙江经济”，浙江的GNP正在更多地转化为浙江的GDP。不得不说，这是浙江纾解自身发展之困的一出妙招。
浙商回归，对浙江、对长三角、对中西部、乃至对整个中国来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涟漪?
其对区域竞争格局的影响，目前虽不甚清晰，但可以预测的是，那些对此反应迟钝的省份，会为优质发展要素的流失付出代价。
浙商回归，大幕初启;更多变化，已现端倪。
浙江为什么“急”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回归，已成为600万全球浙商的流行语，同时也是浙江全省最强劲的政策主题词。
2011年10月首届全球浙商大会上，浙江喊出了一句情意拳拳的话：“你快回来!”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早在2006年就出现在浙江省党政文件中的“回归”，上升为全浙江的“一号工程”。
浙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决策实施浙商回归?从浙江发展态势上能找到答案吗?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大到长三角乃至宏观经济趋势，又会发现哪些深层次因素?
浙江“下行”
以2012年上半年来看，杭州的经济总量和增速，双双被南京超过。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压南京的。
“浙江一路爬坡过坎走到现在，如果过去爬的是15度、20度的缓坡，那么现在面对的就是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省长夏宝龙的概括，恰当地表述出浙江经济面临的局势。但比爬坡更严峻的，是浙江经济的下行压力。
日前，2012年上半年地区经济成绩单都已公布，浙江经济增速7.4%，再次低于全国水平，在省级排名中倒数第二。同时，浙江经济的三个领头羊——杭州、宁波、温州的增速分别为7.5%、7.1%、5%，全都低于全国水平。其实，这早已不是“中国经济优等生”浙江第一次面对经济尴尬。如果把视野放长到最近的10年，会更有说服力。
本刊记者逐年梳理2002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03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高点，2004年基本延续高增长态势，但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此后虽然在2007年出现过一次上扬，但浙江经济的核心指标，尤其是体现经济竞争力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投资增速，都是一条下行的曲线。
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为例，2003年增长16.6%，达到最高峰，然后一直震荡下行，2008年跌破个位数，为9.4%，2009年继续走低到6.8%。2011年与2012年上半年，仍然是延续个位数增长。
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先发地区，工业发展是最大的支撑力，但10年来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个核心指标上，浙江一直表现平平。只有2003年、2004年突破20%的增速，此后一直在低位徘徊，最低的2009年，增速只有6.2%。与全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对比发现，10年中有5年是低于全国水平的。
工业增加值下行，直接造成浙江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双双趋缓。放在全国经济“第一方阵”浙江、广东、江苏、山东4省来看，“十一五”时期，浙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11.9%，分别比广东、江苏、山东低0.5、1.6、1.2个百分点。相比经济总量处于第5位的河南，浙江的经济增速还低了1个百分点。
不仅浙江全省经济下行，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样板房”的温州，也早已失去了往日风采，被媒体形容为“危城”。温州产业发展“未熟先衰”，工业空心化让温州失去抗风险能力。温州的两个同省兄弟杭州、宁波，表现也不够强劲。以最新的2012年上半年来看，杭州的经济总量和增速，双双被南京超过。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压南京的。同期，宁波也已落后于同等级别的深圳、青岛和大连，更是低于同在长三角的苏州和无锡。
浙江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明显。10年中在2003年出现最高值，增长46.4%，此后一直处于增速减缓态势，最低的2008年为-11%。到2012年上半年，浙江出口增速也仅为3.2%，低于全国增速4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浙江有超过一半的月份出口增速低于全国水平，表明浙江外贸的先发优势正逐步消失。
外需锐减、内需趋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就要发挥主力军作用。但从2002年以来的苏浙两省主要经济数据比较中清晰地看到，浙江投资更不给力。
长三角经济倾斜
浙江为什么会在长三角经济中出现倾斜?大家普遍认为，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和江苏有效投资拉动，是两方面的主因。
由于同属长三角核心，又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标兵，浙江与江苏的比较，总是在采访中被提起。从10年来苏浙两省的经济曲线上，更能说明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苏浙两省经济总量的变化态势。2004年，江苏的增速反超浙江，此后江苏的变化非常平稳，都处在两位数增长的区间上，没有浙江那样的起落。从总体趋势来看，浙江10年的平均增速是12.09%，同期江苏是13.29%，平均每年高出浙江1.2个百分点。虽然数字不大，但经过10年的持续累计，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江苏增速反超浙江的2004年，苏浙两省总量差距是4269.4亿元，浙江经济总量占到江苏的72.48%。到2011年时，扩大到16606.3亿元，浙江经济总量相对江苏的比例，下降为65.88%。
其次，放在整个长三角来看，2002年，浙江占长三角沪苏浙经济总量的32.34%，江苏占44.85%;进入“十一五”开局之年的2006年，浙江占32.94%，江苏占45.37%;“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的2010年，浙江占长三角经济总量下降为32%，江苏则上升为47.12%。进入2011年，浙江还是占32%，江苏则继续保持上升，占到了48.7%。区域经济竞争不进则退，苏浙两省一快一慢，长三角经济出现倾斜。
其实，不仅经济总量上浙江相比江苏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在体现经济增长核心支撑力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上，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江苏一直稳定地处在15%左右的增长曲线上，浙江的增速则全部落后于江苏。
浙江为什么会在长三角经济中出现倾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采访中，大家普遍认为，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和江苏有效投资拉动，是两方面的主因。
先看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达和民间投资活跃，一直是“资源小省”浙江最大的优势。但今非昔比，“江苏的民营经济总量、民间投资总额、民营经济上缴税收等指标，已全面超过浙江。”在2012年1月30日召开的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在弱化。在中国民营经济500强榜单上，浙江的入围企业数量持续下降，由2006年时的203家下降至2011年的144家。”这表明浙江的上榜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了30%。
再看江苏的有效投资。2003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反超浙江，这一年的差距是浙江仅比江苏少了388.8亿元。此后经过9年的连续反超，到2011年时，江苏竟然比浙江多了12009.4亿元，这个差距数是2003年的31倍。不仅与江苏的差距越拉越大，相比同在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山东、广东，浙江投资年均增长13.1%，分别低了7和4.4个百分点。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核心指标是工业投资。根据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来看，从2002年到2005年，浙江连续超过江苏。2006年时，江苏才反超浙江，当年的差距是江苏比浙江仅仅多了185.2亿元。经过5年的持续发力，到2011年，江苏的工业投资相比浙江多出了8561亿元，是2006年差距数的46倍多。
同样是在2011年，江苏工业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达到13081亿元，与浙江省全部固定资产投资14290亿元相比，仅仅少了1209亿元。这就意味着江苏仅仅在制造业上的投资，就相当于浙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91.53%。苏浙两省的投资强度差距，清晰可见。
对于有效投资乏力的影响，夏宝龙在浙商创业创新会议上分析说：“工业投资直接影响即期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后劲，没有一定的有效投资增幅，存量难调整，增量上不去，转型升级、调整结构就会落空。”
那么，浙江缺钱吗?浙江投资乏力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矛盾
浙江仅有1/3强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而江苏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工业投资中更有绝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业中。
7月26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与网友面对面时分析说：“温州经济总量下滑的直接原因还是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前些年整个温州的生产性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缺乏，导致后面的整个产出不足。”从数字角度来讲，本世纪前10年，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不足，带来温州的生产能力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欠缺。”陈德荣说。
温州可以说是浙江10年来投资乏力的缩影。但浙江在投资总量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是一个方面，在投资结构上的差距也是日益明显。
以2011年的数据来看，浙江省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6.47%，而同年江苏省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37%，江苏省制造业投资更是占全部工业投资的95%。换句话说，浙江仅有1/3强的投资是进入工业领域的，而江苏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工业投资中更有绝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业中。
但是，浙江省近2/3投资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浙商资本就持续投入房地产、股市、基金、高利贷、担保公司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以及到省外炒作资源赚取暴利。
这种投资方向，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浙江投资一直处在低位运行状态，不仅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东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说。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连续8年低于全国水平。其中，2008年下降到10.4%，直接影响到2009年浙江经济增速跌破个位数。
由此，陈德荣认为：“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特别是生产性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是温州在整个‘十二五’乃至‘十三五’发展工作的重点。”温州如此，浙江也是如此。但是，加大投资强度的钱从哪里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与江苏的比较分析中，会看得更清楚。10年来，江苏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投资结构，即国企、民企、外资三分天下有其一。“浙江也曾学习江苏，努力形成三个三分之一的投资结构。”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吕福新告诉《决策》。
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一是国企投资总量不明显。在全国各地纷纷与央企签订合作协议的高潮中，浙江没有挤上头班车，主要是浙江能提供给央企的腾挪空间有限，比如土地问题。二是浙江利用外资也不明显。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江苏在2002年突破100亿美元，2003年上升为全国第一，而同年浙江仅有江苏的34.68%，浙江直到2010年才达到江苏2002年的水平。在2011年，浙江利用外资总量也仅占江苏总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个百分点。
在这种投资来源结构下，吕福新分析说：“浙江引入外资和央企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政府所期望的程度，浙江的增长靠什么?自然就是考虑浙江自身的优势。浙商资本就是浙江最大的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的回归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我认为是明智之举”。
但资金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口结构。
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就业和人口结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浙江常住人口5443万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1182万，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入813万人，相当于流入了一个海南省(867万人)，而江苏十年只增加428万人。“十五”期间，浙江年均净流入22万人左右，江苏是29.5万人;“十一五”时间，浙江年均净流入79.8万人，而江苏只有6.1万人。
大量低素质人进来的同时，带着资本、技术的人——浙商离开浙江，这种人口“逆向”流动的格局，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浙江的转型。“浙江目前的产业结构，吸纳了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进入，不仅加剧了资源消耗，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管理问题，增加了沉重的社会负担，严重制约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夏宝龙在浙商创业创新会议上分析说。
因此，浙江决策吸引浙商回归、人才回归发展高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一是能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是用产业门槛限制低素质劳动力流入。对此，夏宝龙认为：“通过这样一增一减，来优化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而构筑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
由此可见，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浙江呼唤浙商回归，可以利用浙商手中的存量资金来增加有效投入，振兴实体经济，进而也能够改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说，这是浙江发展升级的需求与浙商资本的投资诉求，在“回归”上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回归语境下的浙江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浙江，正用“另一个浙江”拯救浙江。2011年底，面对“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出台《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将希望寄托于“另一个浙江”——750多万省外、海外浙商，这些浙商去年投资规模超3万亿、创造财富超6万亿，是浙江GDP的数倍。
浙商回归，此前浙江各地市悄然推行的举措，也旋即上升为浙江“一号工程”。
对此，浙江省长夏宝龙在数次会议上要求浙江反思“四个够不够”：对浙商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今年5月，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建满亦在“首届浙江商会会长培训班”上称：没有浙商就没有浙江的经济，没有浙商就没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浙商甚至没有浙江今天的地位。
浙江对浙商回归的期望与倚重，可见一斑。
半年已过，哪些浙商在回归?动力何在?“浙商回归”又能否再造浙江?
谁在回归?
“如果继续下去，几年以后，高科技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就可能都会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就像地瓜一样，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国各地。”
7月底，领导小组发布信息称，上半年，“浙商回归”项目到位资金708.67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59%，比去年浙商回流资本增长了78%。“一号工程”的政策刺激效应明显。
那么，半年来，哪些浙商在回归呢?
就在领导小组发布信息数日前，四川省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率11位在川浙商赴温州考察。
“在川浙商已经达到30多万名，其中不少温商做得相当大。今年来自家乡的大手笔招商信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好几名温商提出回家看看，所以我们就马上组个团先来考察。”刘良绪说。
最终，四川省浙江商会与温州瓯海区政府签订了旅游村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
这是浙商回归最常见的模式——由在外浙江商会或企业联合会联络、牵头，组织浙商回归。“商会一直被浙江视为非常重要的对外机构，是浙江与在外浙商联系的感情‘脐带’。”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何建国告诉《决策》。此次浙商回归中，浙江将这一“脐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全国29家浙江商会内设立“浙江省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联络办公室”，授权开展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并承诺引进5个项目即予以奖励。
各商会会长以及主力会员，于是成为此次浙商回归的主力军。同一般浙商相比，与浙江政界联系密切的他们，更善于抓住政策调整中的机遇。
此外，另一大回归主力军则是“当年走出来创业的企业”。何建国告诉《决策》，这类浙商在浙江没有企业，所以他们比当年从浙江本土走出去的浙商，有更强的回归意愿。
如果进一步将回归浙商按区域划分，会发现其地域分布较广，全国各地都有，但以北京、上海、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居多。
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是浙江此次回归引进的重点区域。尤其是上海，近半年来几乎浙江每个地市都在上海召开了浙商回归项目推介会。
同时，在经济环境不佳、投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的浙商也愿意回归浙江，寻找机会。比如，上海市浙江商会就成立了“回乡投资委员会”，提出实施“在沪浙商回归发展5年千亿投资计划”，其中2012年计划投资200亿元以上。山东省浙江商会则组织现代联合集团、中国南龙集团、华纳集团等60多家在鲁浙商企业回浙江考察。
而江西、安徽等地则是浙商省外转移的主要地区。在安徽广德县，70%-80%的招商引资项目来自浙江。在江西，来自浙江的企业也占到江西招商引资的60%左右，部分县市可能会高达90%。
如果将回归浙商按产业划分，当下回归最多的是商业地产以及总部经济。
仅在今年1月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大会上，慈溪、安吉、衢州和台州等地就分别签约了宁波时尚奥特莱斯名品城、安吉中国食博园、衢州市西区中央商业区以及中央商务区西北角城市综合体等一批商业地产项目。
“近年来浙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并不高。随着浙江各地城市规划调整，商业地产项目必然迎来机遇。”一位浙商商会会长称。
同时，浙江也在谋划的一系列的浙商总部，例如浙商总部大厦、浙商总部大酒店、浙商总部公寓、浙商总部会议中心、浙商总部科技城、浙商总部产业园、浙商总部研发中心、浙商总部家园等等。湖北省浙江商会会长何明东称，争取先把湖北省46万浙商的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搬回到家乡来”。
不过，“现在将整个产业回归浙江的现象还没有出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吕福新告诉《决策》。
但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何建国告诉《决策》：“浙商回归工程如果继续下去，几年以后，高科技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就可能都会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就像地瓜一样，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国各地。”
动力何在?
“现在如果有合适项目，中西部地区和浙江政策、条件相差无几，那我肯定是选择回去。所谓叶落归根嘛。”
用蜂拥而至来形容浙商回归态势不为过。2011年，浙商回归投资的到位资金仅180多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到位资金已达708.67亿元，翻了数番。
这些浙商回归的动力何在?
何建国讲了一个故事。2011年春节期间，由浙江省经合办副主任带队，专程从杭州到乐清慰问何建国的父母。受此礼遇的还有其他22位浙江商会会长的父母。在今年正月，浙江组织了6个慰问组，各由一名副厅级干部带队登门看望慰问。
“我们就心里感谢啊!你尊敬我们老父亲，我们还不卖命吗?”尽管半年已过，何建国谈及此事仍然十分动容。他的企业总部虽然一直在温州，但今年还是在温州投资了其他项目。
情感牌，是浙江号召浙商回归的重要手段。“孙悟空不能没有花果山”，浙江一再将此理念向广大浙商传递。但如果仅仅是情感因素，2011年之前的浙商回归就不会不温不火。
“企业以营利为目标，情结是一个方面，但赚钱也是一方面。在此前浙江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我们提出，回归必须要有政策，形成洼地，才能回归。”何建国告诉《决策》。
为引导和扶持浙商回归，浙江毫不吝惜政策资源。在浙商回归上升为“一号工程”后，何建国等期待的政策随之而来。在“若干意见”出台后，浙江各部门相继出台细化政策，形成了“1+X”政策体系，其支持力度之大，令外界惊叹。
以土地资源为例，土地要素资源的缺乏被公认为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初众多浙商选择背井离乡去外地打拼，就是因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浙江投资创业面临用地紧张、成本过高等问题。
此次，为吸引浙商回归，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用地保障的实施意见》，规定对浙商回归重大项目给予一定的用地指标奖励，对浙商创业创新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的市、县(市、区)政府，给予适当用地指标奖励。对于这一政策，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志宏表示：“这是浙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此外，浙商回归也占据“天时”之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浙江企业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开始大规模内迁，在2010年、2011年达到最高潮。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如当初预期的那么乐观，再加上宏观经济变得复杂，浙商外迁趋势减弱，回归开始成为他们考虑的重点。“现在如果有合适项目，中西部地区和浙江政策相差无几，那我肯定是选择回去。所谓叶落归根嘛。”一位浙商告诉《决策》。
在回归“天时”中，更重要是浙江拥有的四大平台。2011年以来，浙江谋划和争取国家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后得到国务院批复。四大战略平台中仅海洋经济领域，“十二五”时期就有六大类39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按照浙江省提出的发展规划，以2010年的工业投资为基数，到2015年要达到8150亿元，年均增长12%。这些就是浙商回归的大舞台。
能否再造浙江?
“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
回归的浙商重任在肩。
在2011年底，“若干意见”落实会议上，夏宝龙举的东阳例子很诱人。
2009年以来，东阳市就把“回归工程”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到2011年底共签约回归项目182个，投资总额248.6亿元;已落地项目105个(其中亿元项目21个)，计划总投资75.8亿元。
夏宝龙总结称，由于“回归工程”的带动，“2011年上半年该市12项主要经济指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8项指标增幅位居金华市第一。特别是大量的浙商回归，提振了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显然，夏宝龙希望东阳是整个浙江的缩影。
从上半年来看，浙商回归效益确实明显。一个典型例子是，由于浙商回归带来的投资，今年上半年，浙江投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扭转了最近几年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
不过，夏宝龙的希望不止于此。夏宝龙的希望是回归浙商能发挥“五大作用”：一是在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为把浙江打造成浙商的总部、民营企业的总部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引资引智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挥更大作用;五是共建市场营销网络上发挥更大作用。
“五个作用”与“四个够不够”，是希望浙商回归能推动浙江经济转型，继而倒逼政府转型。那么，回归的浙商能担当如此重任吗?
“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在全国率先放松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放水养鱼，靠体制优势实现经济快跑。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浙江省委副书记李强称。浙江显然想借浙商回归的契机，积极作为，增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当下，浙江各地市正在开展“互看互促”活动，就是要在浙商回归中，相互对标赶超。各地政府纷纷赴省外实地走访浙商，累计走访联谊浙商12000余人次。海宁还将浙商回归任务分解下去，将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不定期刊登在《海宁日报》上。过去不需要考虑招商引资的浙江，正在逐步学习中西部的招商策略。
由此可见，在倒逼政府转型上，浙商回归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不过，在推动浙江经济转型上，浙商回归的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浙商回归项目中不乏高端制造业等项目，例如海盐县上年半19个浙商回归项目中，节能环保产业6项，核电关联产业2项，装备制造业1项，新兴产业数量、投资额分别占47%和36%。但考虑到浙商介绍的项目也被纳入浙商回归项目中，由浙商直接回归投资的高新工业项目并不会有这么多。
而且，浙商在担当此任中，还有一个硬伤。“很多浙商头脑中还是第一次创业时的经验，没有意识到当下环境与当初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浙江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良华向《决策》分析道，“浙商一次创业主要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进行的，那时需要的是有胆量、能吃苦、能融到资。现在浙商回归创业创新，需要的则是好项目与高素质人才，优势是高素质的创业者。”
“创业者本身素养，包括专业背景、投资意识、理念和风险等等，这些越来越重要了。”马良华称，“通过与很多浙商接触，不客气地说，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素养。”
显然，浙商要再造浙江经济，必须先再造自己。浙商回归，任重，且道远。
浙商回归的外部效应
■本刊记者 杨 敏 ■实习记者 晏 瑾
708亿元，78%。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数字背后，很值得深究一番。
这是7月26日，“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媒体争相报道的两个数据。
708亿元，是今年上半年浙商回归工程引进资金的到位数，78%则是同比增幅。
这就意味着，短短半年时间，省外浙商把546个亿的投资，转移到浙江这个“篮子”里;这同时意味着，其他省份丢掉了这546亿的增量投资。
浙商回归，半年而已。这场典型的零和博弈，才刚刚开始。
“亩产理论”下的“蛋”
重锤击鼓，“总部经济”是此次浙商回归工程的优先政策发力点，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将对京沪两地的浙商发挥巨大的磁铁效应。浙商总部回迁，会在一两年内出现一波热潮。
“浙江就这么一点地方，我们要以‘亩产’论英雄，看相同的土地上，哪家企业创造的产量最高。”1月30日，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浙江民营经济万人大会上表述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以亩产论英雄，这是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浙江最朴素的发展观，也是全新的企业价值评价标准。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此番浙商回归，浙江地方政府钟情的回归企业，一定是“高富帅”型的亩产英雄，而不是占地多、贡献小的浙商“屌丝”。
6月中旬，《浙商》杂志发布2012年浙商全国500强榜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为浙商“高富帅”比个头、排座次的榜单。
《决策》记者统计发现，浙商前一百强中有14家在省外，这其中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建龙重工、上海复星、申通快递、美特斯邦威等;浙商前500强则有73家在省外，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京19家、江西16家、重庆9家、江苏5家、山东4家、广东3家、湖南2家，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云南等中西部省份只有1家。
可以说，这73家浙商500强，既是此番浙商回归工程的“标的物”，也是浙商回归行动的风向标。他们的一举一动，牵动了诸多浙商的敏感神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浙商500强中排名第7。就在今年的4月24日，上海复星“掌门”郭广昌透露，按照上海市浙江商会的规划，在沪浙商将抱团在浙江投资10个百亿以上的项目。
稍早前，复星集团就联手阿里巴巴、富春控股、美特斯邦威集团、杉杉控股、新光控股、横店集团东磁股份6家浙商企业，与浙江省东阳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位于东阳的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及中国木雕博物馆。
据浙江省经合办统计，这一预计总投资达110亿元的项目，成为自去年首届全球浙商大会后，浙商回归的最大一笔投资。仅从这一笔110个亿的投资样本中，就可以洞悉此番浙商回归的几大特点。
第一，乡情指引投资方向。郭广昌，东阳人也，浙商500强的强势回归，原籍地肯定是他们投资回馈的首选之地。因此，浙江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将借此迎来新的助推力。
第二，抱团回归常态化。就《决策》记者掌握的浙商回归投资动态，无论是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合力撬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乃至投资总部经济概念下的商业地产，这一轮的资本回归都不是以小打小闹的形式出现，资本扎堆抱团，浩荡回归，投资额度屡被刷新。
第三，土地容量决定投资强度。手中有地，才是吸引浙商回归的必要条件。以东阳所在的金华市为例，金华加快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其中金西开发区就凭此增加了1万多亩可利用土地。除了金华，温州、台州利用沿海滩涂的资源优势，围绕围垦造地做文章，嘉善县腾退低效工业用地。这些土地腾挪功夫，都将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浙商回归的投资新高地。
那么，拥有73家浙商500强的省份，哪些又会成为资本流失的重点区域呢?
上海、北京，其高居不下的商务成本，会让越来越多的浙商选择将企业总部迁回浙江。1996年之后，浙商陆续迁都“北上广”，仅上海一地就有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
温州一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初就是看重上海的对外窗口作用，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没了订单，这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现在，一些企业回迁的欲望与当年“迁都”时一样强烈。
重锤击鼓，“总部经济”是此次浙商回归工程的优先政策发力点，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将对京沪两地的浙商发挥巨大的磁铁效应。浙商总部回迁，会在一两年内出现一波热潮。
与上海、北京一样，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也将成为浙商回归工程外部效益最大的地区。江西拥有16家浙商500强企业，数量仅次于上海的19家。数量多，一方面反映了江西引进 浙商资本的高质量;另一方面，也使其存在更多投资流失的高风险。
尽管只有1家浙商500强企业，但是安徽与江西一样，也会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受到一定的震荡。如果说江西是因为浙商企业“个子大”，安徽则是因为浙商企业数量多。
目前，在皖投资的浙商企业已超过10000家，规模以上企业达4000多家。安徽在利用省外资金中，浙资一直是独占鳌头，占比高达50%。这样一个比例，就会使得安徽跟江西一样，对浙商回归的冲击比其他地方更为敏感。
乡情牌的杀伤力
乡情驱动下的浙商回归多了一份感性色彩。“乡情牌”是一把温柔刀，这一刀挑在浙商回归工程的肯綮之处。在商会会长们身上多做工作，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部设在温州的耀华电器集团，位于2012年浙商500强的第140位。董事长何建国在安徽合肥、广德等地均有实业，担任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的何建国，在接受《决策》杂志采访时坦言，“有一件事，浙江做得到，其他省都做不到”。
在诸多浙商心中，这一件其他省“做不到的事情”，成为浙商回归工程启动以来，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2年新春，浙江省委、省政府组织人员，分兵6路，去看望23位省外浙江商会会长的父母。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如果浙江省委、省政府把慰问品带到乐清，然后让当地政府通知我们去领取，那效果肯定不一样。”何建国说。
诚然，每年各省团拜活动形式多样，把企业家组织到一起开个茶话会是一种方式，由领导露面敬个酒是一种方式，但是浙江此番打出的这张“乡情牌”，却击中了省外浙商商会会长们的“软肋”。
毫无疑问，乡情驱动下的浙商回归多了一份感性色彩。“乡情牌”是一把温柔刀，这一刀挑在浙商回归工程的肯綮之处。
在商会会长们身上多做工作，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这29位省外浙商商会会长，本身就是浙商中的翘楚。
上海浙商商会会长周成建，是上海美特斯邦威的董事长，他的企业位列浙商500强的第87位;天津浙江商会会长连良桂的和泰(中国)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山东浙江商会会长章鹏飞、重庆的叶定坎、江西的陈志胜、广东的邹立胜等人，都有“登高一呼，群山四应”的实力。
今年上半年，很多浙商回归的大手笔项目背后，都是由各地商会会长们一手筹划。
海宁总部经济基地项目，占地面积达2800亩，总投资不低于120亿元，开发期为10年，是由吉林、湖南、福建、山东四省浙江商会牵头发起的。
正在张罗海宁“总部经济”项目的缪明伟，担任吉林浙江商会会长，他说：“浙商是浙江的儿子，回乡投资义不容辞，为家乡多做事，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才算真正的衣锦还乡。”
重乡情、喜抱团。浙江省委、省政府正是看中浙商群体的这两大特点，出乡情招，打会长牌，才能让浙商回归工程风生水起。这是一场不以招商之名进行的招商竞争。浙江正在做的，是不出浙江就实现了在全国范围招商的目的。
诚然，当前的招商竞赛，优惠政策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一个地区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开始从“资源招商”到“环境招商”，从“政策招商”到“情感招商”。只有环境、情感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投资的“葡萄串效应”。
不得不说，2012浙商回归这“一号工程”，是浙江纾解自身发展之困的一出妙招;更不得不说，其他省份会为自身的反应迟缓，付出优质发展要素大量流失的代价。
迟缓的“膝跳反应”
2012年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掩盖了太多本该察觉的现象。浙商在外省投资的游移不定，可能被视为整个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使然，对于浙商回归影响力的判断，多地反应迟缓。
浙商回归，端倪可察。一些省份已经明显感觉到一丝异动。
2012年7月，《决策》记者走进毗邻浙江的安徽广德县，招商局局长周炜直言不讳：“浙商回归工程启动之后，那边有政策，企业如果你盯得不紧的话，他们就等一等，看一看，即使签合同之后，也还是等一等，看一看。”
“企业都在观望。”周炜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德因其地缘特征，最早感受到浙商回归带来的影响。但是，更多的地方仍然对此浑然不觉。
浙商回归，犹似一把轻锤，敲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节上，这注定是一次迟缓的“膝跳反应”。因为，2012年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掩盖了太多本该察觉的现象。浙商在外省投资的游移不定，可能被视为整个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使然，对于浙商回归影响力的判断，多地反应迟缓。
《决策》记者采访湖北某政策研究机构，他们的判断是对湖北招商引资的影响不会太大;安徽省的研究机构更鲜有关注到邻省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一号工程”。
“我身边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都有回乡投资的计划，但是具体哪些企业我不方便透露。”何建国告诉《决策》。
浙商回归的外部效应，还未以显性的方式被更多人察觉。一切，不是不会发生，只是时候未到。
在经济形势下滑的大背景下，优质资本的增量是有限的，谁能争取到这个增量，就看浙商更愿意把“鸡蛋”放在哪个篮子里。
对此，何建国有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在他看来，此番浙商回归工程，浙江就是要把浙江的GNP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自己的GDP。而其他省份要做的，就是要把思乡情切的浙商的脚步留住，采取栓心留人的政策和动作，把浙江的GNP巩固为自己的GDP。
浙商回归的“蝴蝶”刚刚闪动几下翅膀，还没有在千里之外、万里之遥掀起龙卷风。但是“翅膀”已然扇动，更深层面的变化已在酝酿之中。
2012年之后，省际间的招商引资形势会更加激烈。浙商回归，其实质就是浙江在北京、天津、重庆、安徽、江西等所有浙商足迹所至之处“敲门”招商。2012年上半年，708亿就是他们的招商战果。
2012年之后，更多的民营经济大省可能群起效仿，推出名义各异，内容相同的回归工程。其中，江苏、福建会首当其冲。届时，又会展开一轮区域间对优质资源要素的争夺。
2012年之后，随着浙江优质资本回归带来的挤出效应，更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浙江“屌丝”企业，会为“高帅富”腾出更大发展空间，这些低端产业向外省转移，会加剧经济先发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梯度。总部经济让浙江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毗邻省将会承接更多产业链低端产能。
2012年之后，企业家政府的精神，将在中国基层更有市场。浙江政府曾以遵循市场、无为而治闻名天下，但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不对等的竞争关系，让浙江更多地放弃市场原则，去借鉴江苏省的“有为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强力推动浙商回归，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浙商回归，大幕初启;更多变化，已现端倪。
长三角再实体化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实体经济，正在成为长三角地区沪苏浙三省市的共同主题。
6月29日，2012陆家嘴论坛开幕，主题是“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论坛开幕之际，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上海市长韩正围绕“金融中心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核心议题，与国内外企业家、金融家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而这仅仅是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
进入2012年以来，长三角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驰援”实体经济：
4月16日，温州市政府转发《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4月25日，浙江省召开全省发展实体经济电视电话会议;
5月23日，杭州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炉;
5月30日，江苏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意见》，提出9大类26条具体措施。
而前几年，在转型升级的口号下，长三角各地的虚拟经济“天天向上”，工业集群尤其是制造业，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时移势易，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双重倒逼之下，回归实体经济，成为共同的选择。
“去房地产化”
“温州不是企业长不大，而是稍微大一点，就都外流了，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如果不解决空心化问题，温州经济转型发展就没有希望。”
7月27日，一份《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2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披露了一组揪心的数据。报告显示，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风向标”的温州，有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停产。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140家，产值同比下降的多达2276家，下降面达57%。
更令人担忧的是，小微企业2011年以来面临的困难，正向大中型企业传导。数据显示，前5个月，浙江工业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利润分别下降23.8%、18.3%和14.3%;浙江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亏损面达20.8%，亏损率为13.6%，同比分别扩大5.2和6.7个百分点。企业利润下滑的同时，5月和6月份，浙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为46.4%、49.2%，处于荣枯线下方。
从温州市到浙江全省，工业企业面临的形势，早已不是用“严峻”一词所能形容的。而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也是10年来累计的结果。一个典型案例，或许能说明温州的窘境。
10年前，有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面对央视镜头，说了一天能赚一百万的豪言，但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场面早已不见踪影。统计显示，温州打火机企业的数量，已经由鼎盛时期的4000多家，锐减到不足100家。打火机企业远去的身影，就是温州人从制造业出走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都投向什么地方，一个“炒”字耳熟能详，温州人在工业制造上的打拼精神，完全被炒快钱的冲动压倒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研究发现，自2003年以来，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拥有房产或土地的企业及个人的财富迅速增长，大量资本向房地产行业聚集。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副作用是分流产业资本，导致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下降。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对话网民时也认为，温州人口居浙江省第一，经济规模第三，但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规模只排浙江第五，“说明温州不是企业长不大，而是稍微大一点，就都外流了，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如果不解决空心化问题，温州经济转型发展就没有希望。”
在长三角的所有城市中，温州最典型。但如何才能从“没希望”到“有希望”?
尹中立认为，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有所作为，一定要“去房地产化”。但从现实情况看，到目前为止，包括沪苏浙在内的各地方政府，还不能说真的找到感觉，都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替代房地产业。“失去的实体经济产能永远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没有产生。”浙江省政协委员郭胜华在一份提案中写道。
比这更严重的是，7月18日，阿迪达斯宣布，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唯一一家在华自有工厂。类似的案例已经出现多起，耐克早在2009年3月，关闭了在华唯一家于江苏太仓的鞋类工厂，迁至越南生产。
由此可见，内外夹击之下，长三角已经到了不得不再次换档的临界点。
“重复昨天的故事”
“我们必须摆脱‘投机’的短期诱惑，转型到长线的‘投资’界面”;我们必须跳出‘微笑曲线’的底端，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2012年1月30日，在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个轮子哪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早在2009年浙商大会上，与会浙商代表就已经发出共同的心声：“我们必须从‘制造’的窄路里，转型到‘创造’的大道上”;“我们必须摆脱‘投机’的短期诱惑，转型到长线的‘投资’界面”;“我们必须跳出‘微笑曲线’的底端，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眼下，浙江政府的倡导与企业家的诉求，正在产生交集。2012年2月1日，首届世界温商大会上，讨论重塑温商形象时，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了“今后怎么做?”这时，“做好实业”成为温商们口中最热的词汇。
不仅企业家有想法，浙江省政府还在11个设区市和义乌市，规划培育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重点规划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十二五”时期开发建设区面积为429平方公里。其中，浙江专门在毗邻安徽、江苏两省的湖州市，设立“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浙江搭建产业集聚区包含多层深意，浙江省长夏宝龙表示：“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仍然是提升浙江经济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鼓励浙商把总部和第三代优质项目落户到家乡，鼓励浙商搭桥牵线引进世界500强、央企、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等，目的就是要为浙江转型升级投入优质增量。抓住了这些增量，也就抓住了拉动即期增长和长远发展的有效投资。”
但不同于浙江的是，上海的特色更侧重于总部经济，“日益增高的综合成本下，一般制造业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迁是客观规律，但制造业依旧是基础，上海的制造业重点应放在精度高的装备机械类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分析说。
5月23日，上海金融支持实体产业经济发展会议召开，12家银行正式与上海签约，连续3年为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实体产业滚动提供总额6600亿元融资支持。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在此次会上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确保上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事实上，上海两个中心方案获批后，曾有上海市官员认为建设金融和贸易中心，制造业似乎将远离上海，但如今张江、金桥等开发区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凸显制造业亦回归到上海。“没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回归实体经济的重点应该提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国际上高端制造业优势在于分工，促进新兴部门独立出来发展壮大。”陈维认为，“政府有责任深化分工体系，在此基础上自然会产生对服务业的需求，否则，仅靠政策趋动下的服务业，整体水平还是偏低，难以走出一条新路。”
当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在10年前的制造业竞争中，各地出台的政策与今天鼓励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有许多相似性。毕竟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缺乏制造业支撑的经济增长泡沫，早晚要破。长三角重回实体经济的集体行动，只是一种顺势而为。
争夺企业资源
“企业在家里是一只虫，到外面去长成一条龙，这说明什么?说明本质上他是龙，因为没有环境，虫长不成龙，本质上就是环境问题。”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土地、劳动力等基本经济禀赋处于劣势。但另一方面，浙江是全国企业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采访中，浙江经济资源的“穷”与“富”，被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屡屡提起，证明浙江回归实体经济，同样具备充足的底气。
按照企业资源的三个纬度来看，一是要拥有数量巨大的企业家，浙江相比其他省份最有优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二是要有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经济禀赋，尤其是劳动力中的技工团队和土地空间。为有效增加腾挪空间，温州创造出一个“瓯飞工程”，即沿海滩涂围垦，整体规划面积43万亩，来保障土地资源的要素供给。
三是具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如果说企业要成长为航母的话，环境就是承载航母的海洋。对此，陈德荣有句很形象地比喻：“企业稍微长大一点就需要正规的园区和厂房，但我们没有提供这样的环境条件，所以只好跑到外面去发展。在家里是一只虫，到外面去长成一条龙，这说明什么?说明本质上他是龙，因为没有环境，虫长不成龙，本质上就是环境问题。”
“我们抓浙商回归，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人家比服务。”夏宝龙有一次反问参加省政府全体会议的与会部门领导，“最令人深思的提问是，上海、江苏能办的事，为什么我们浙江不好办、办不好?”对于浙商来说，要想让他们做好实业，就需要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如果发展实业的环境不好，逐利的资本还是会往投机的方向去冒险。
对此，温州知名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重塑温商形象，做好实业是基础，这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制度的完善。企业遭遇投资难题，一定要从制度上破解。”重回实体经济，企业家需要政策的温暖，因此，2012年的世界温商大会，也被看作是一次“温商”的大会。
从本质上说，不管是浙商回归还是长三角再实体化，都是对企业家资源的争夺。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长三角地区与其他省份基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相比于武汉、西安、成都等科教资源云集的非沿海大城市，浙江还处于一种相对劣势中。
此时此刻，“你快回来，浙江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这首歌曲《你快回来》，或许更能表达浙江当下的心境。而浙商回归背后的本意，蕴含着长三角再实体化的实质。
“回归不能是简单增加投资”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实习记者 晏 瑾
对话嘉宾
徐志宏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建国 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
吕福新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
马良华 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周 炜 广德县招商局局长
为什么是总部经济
在实践上，现在浙商回归中的总部经济主要是与楼宇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较低的成本价格，将一些楼宇转让或者鼓励回归的浙商新建楼宇，之后要求一年创造多少产值、多少利税等。
《决策》：此次浙商回归，为什么会将总部经济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徐志宏：总部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次浙江提出要集聚发展浙商总部经济，引导浙商把总部留在浙江，引导浙商把总部回归浙江，大力发展我们的总部经济，将研发设计、营销管理、高端制造的核心环节布局在浙江，要打造一个浙商的总部经济基地。
为什么打造总部经济?主要是它能带来很大的综合性效益，首先是税收贡献的效益;二是产业的乘数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的产业发展;三是消费带动效益，拉动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等，还有劳动就业，以及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能够提高城市的区域品牌，拉动地产升温，也使资本升值，所以我们把打造浙商的总部经济放在投资领域的第一个环节。
《决策》：应该如何来理解此次浙江重点打造的总部经济?
徐志宏：总部经济不是简单的在城市里建几个总部，总部经济是指区域集聚企业总部，同时辐射周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主要的特点就是总部布局在人才、信息、金融密集的城市，而将生产基地布局在土地、原材料充足的周边及欠发达地区。所以讲到总部就要讲到产业，只有这样，企业才可以依托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同时又可以利用欠发达地区比较低成本的常规资源，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总部经济不仅是建一个总部大楼，建总部大楼的同时也可以把它所关联的产业链布局在浙江，布局在浙江的欠发达地区。
总部经济形成的条件有几个：一是该区域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力和科教资源，能够以较低成本的资源密集性来进行创新、创造、研发。二是该区域要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信息资源，能够便于和外部进行联系。三是该区域具有良好的法制制度环境，具有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四是该区域具有各种专业化服务支撑的支撑体系，包括金融、商贸、物流、培训等等。只有有了这些条件，才能更好地吸引总部回来，更有利总部的建立和发展。
吕福新：总部经济的提法，现在很多，比如永康的五金产业比较集中，它提出了一个永康总部的概念。但在实践上，现在浙商回归中的总部经济主要是与楼宇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较低的成本价格，将一些楼宇转让或者鼓励回归的浙商新建楼宇，之后要求一年创造多少产值、多少利税等。
浙江提出打造总部经济，最初的设想肯定是希望把企业的研发、品牌等这些环节引回来。但企业中这些环节，需要与整个产业对接起来才行。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浙商回归的总部经济其实还是处于初创阶段。回归不能是简单的增加在浙江本身的投资量，而是要与浙江本身的产业如何对接，如何推动和促使浙江产业的提升;还有就是如何促使浙江整体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决策》：浙江为浙商回归打造总部经济提供了哪些平台?
徐志宏：我们鼓励浙商，参与到我们的四大平台中去，一是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我们规划了7个市、47个县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示范区重点投资领域，主要的量化目标是在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要达到7000亿元，2010年的时候我们是3500亿元，也就是说翻一番。
二是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战略定位是浙江海洋发展的先导区，是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我国的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三是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四是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浙江还在打造14个产业集聚区，9个在沿海，5个在内陆山区，同时有40个现代服务业产业示范区。
此外，我们正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省里召开了一个新型城市化的工作会议，对我们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总体布局。大家知道要打造总部经济，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浙江城镇体系总的空间布局是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我们要打造三大城市群：一个是杭州湾，一个是温台，还有是浙中。四大都市区，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还有7个省内的中心城市和60个左右的县域的中心城市。这些无疑为浙商回归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决策》：那在此次浙商回归中，浙江对于总部经济有什么政策?
徐志宏：总部激励政策包括：浙江省将对浙商回归设立总部的给予减免房产税和水利建设资金，对引进省外、境外企业总部的给予三年内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资金。当然省里也正在研究总部经济政策，但是考虑到各个市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鼓励各个市先出台总部经济政策，像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都已经相继出台了，所以我们特别支持对企业是一企一策，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同时省财政、地方财政也会给予一定奖励。
发展总部经济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浙商已经进入到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阶段，浙江转型发展为浙商回归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全省支持浙商回归创业、做大做强总部经济。
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浙江政府的企业精神不强，因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虑如何顺应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大家讲的“无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对接，加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决策》：应该如何看待浙江如此强调总部经济?
吕福新：我们回头来看浙商的外迁。最初浙江外迁的主要是贸易，后来出现了资本的外迁、制造业的外迁以及市场的外迁。最后出现了企业家的外迁，这才是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
现在浙江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在企业家外流上没有高度关注，他们关注的还是实业和资本。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来讲，它直接显现出来的是实业和资本，但事实是，实业和资本的背后，更重要的还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对浙江应该是更突出的，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决策》：那高新技术产业呢?
吕福新：先说说浙江前几年提出的“腾笼换鸟”吧。当初提出“腾笼换鸟”，是想用浙江有限的要素资源，推动和促使高科技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水平。这个愿望是比较好的，但在实际中受一些制约因素的限制。
第一，浙江高端要素比较缺乏，浙江高校、科研机构在全国，尤其是与江苏比，是不多的。
第二，从技术积累的角度来说，浙江乃至全国的技术积累是有限的。技术是个系统性的东西，它并不是仅仅靠某一个环节，浙江从技术积累来讲远远不够。现在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新技术，它是组装性的，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所以说，浙江产业提升是受到制约和限制的。此前，一些企业转移出去了，并不意味着，省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应的就发展起来。同样，现在浙商回归，也不意味着浙江省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发展起来。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仅仅从外部着手。
《决策》：应该如何来看待浙商的回归?
马良华：资本都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来，浙江引浙商回归，浙商回来总要有利可图吧。那么利益从哪里来呢?一个是政府给政策，另一个就是浙商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回归最关键的，真正能够吸引浙商回归的，一定是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环境从市场秩序、社会稳定性以及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来说，浙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只是影响投资的一些方面，投资者考虑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环境，比如政府效率和态度、土地、税收、劳动力成本等等。
《决策》：从这半年来看，浙江政府在引浙商回归上，做了不少事。这是否应该算是环境因素之一?
吕福新：在浙江引浙商回归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浙江政府的一些变化，就是向江苏政府学习，增强政府的企业精神。
此前，浙江政府的企业精神不强，因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虑如何顺应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大家讲的“无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对接，加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得益于浙商回归推动。省外浙商，他们在外地已经接受、认同了当地政府的行为方式，他就会把这样的期望和要求也带回来，从而促使浙江政府更开放、开明一些，与浙商、企业家的对话更加强一些。
《决策》：应当如何来理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
周炜：在实际工作中，我对此的感受就是，现在企业转移已经不仅仅是看政策上扶持多少钱、奖励多少钱，而是看重政府能帮助企业做什么。
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一家企业就对我们说，在他们当地，政府会如何帮助他们与外资对接、如何帮助他们转化科技成果，如何帮助他们上市。这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其实就是一个区域的大环境的塑造，这些很重要。
《决策》：作为一个浙商，具体到实际，最看重大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呢?
何建国：企业是趋利性的，我选择投资有三个要素，一是平安，二是快乐，三是赚钱。平安，人要平安企业要平安，包括政府对企业家的保护，政府对企业干预要小。企业要有一个宽容的空间。当然赚不到钱也不行。这些综合起来就是环境。这六个字很土、很普通，但是能做到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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