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资本管制有其合理性 但不应该是长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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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 秦晓

“2016年对外投资规模将近2千亿美元,连续14年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开始超过了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今年的对外投资规模突然腰斩,第三个季度对外投资780亿美元,同比暴跌41.9%。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资本管制,这有它的合理性,但不应该是长期的。二是市场依然比较疲软,经济不处于上升期,在L形的状态下。”11月28日,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回顾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历史变化,秦晓指出中国对外政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进口替代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变的过程,这一阶段以进口替代为主,相应的配套政策表现为鼓励进口,帮助中国向工业化的转变。秦晓指出,进口替代的阶段,会导致进口太多产生失衡。

第二,出口导向阶段。在外汇储备过低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人民币贬值,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体系等方式来完成出口导向的转变。

第三,走出去阶段,政府加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走出去,为企业来讲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此时中国出现真正的对外投资ODI。由于原材料矿产品短缺,中国的产业结构基本是中间结构,大量投资涌向矿产品、大宗商品。这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结构和企业的政策互动的关系。其结果是项目持续出现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积累,造成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人民币也开始受到升值压力。

第四,海外资产配置阶段。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市场开始萧条,中国企业的自愿性对外投资受到重挫。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收购海外资产成为应对人民币贬值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引发了对外投资大于海外对中国的投资的现象,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配置容易涌向流动性高、可以简单定价快速交易的领域,比如酒店、房地产、娱乐影视、体育俱乐部等,具有很强的对冲性。政府为了控制资本外流、顶住人民币贬值压力和外汇储备减少的压力,加强资本管制,限制非理性对外投资。集中表现在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

与此相适应的是,企业的对外投资结构开始发生两个转变:一是向上游产业投资,表现为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软件等;二是投资发达国家,从非洲、南美向欧美,以色列等区域转变。

在一带一路与对外投资的结合方面,秦晓认为现在直接投资的项目不多,但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以下是发言实录:

秦晓:我把一些历史由来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梳理一下,从而发现有没有值得关注的问题。最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剧增,经历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十年。2016年的规模将近2千亿美元,连续14年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开始超过了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今年突然下跌,腰斩,第三个季度完了是780亿美元,同比下降41.9%。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政府的资本管制,有它的合理性,但不应该是长期的。这个管制确实会对海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二是市场依然比较疲软,经济不处于上升期,在L形的状态下。上一轮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所产生的影响还未消退。很多投石油的都是按80美元一桶来计算他们的投资回报成果。

是不是政策的调整和趋势的变化?先看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企业的发展战略的几个重要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走出去、全球资产配置。进口替代,当时改革开放开始工业化初级阶段往中级阶段走,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大量的工业品。进口替代是我们能不能自己通过工业化完成工业品制造,不能过分依赖钢材进口。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促进进口,鼓励外国人来中国建厂,帮我们完成工业化。进口替代对中国的工业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它会带来一些失衡,失衡表现在进口太多,第二外汇储备很低,最低时一亿美元。有争论是中国应该向东南亚出口导向还是向大国进口替代,不得不采取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人民币大量贬值,从2.8到5.2,最后到8.7,希望有助于中国产品出口。另外融入全球化体系,加入WTO进行持久而艰苦的谈判,终获成功。第三,加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大规模上升,加工贸易突飞猛进。其结果是经常项目开始持续出现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积累,造成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人民币也开始受到升值压力。

第三阶段:走出去,谋求海外资源。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走出去,对企业来讲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出现了真正的对外投资ODI。由于原材料矿产品短缺,中国的产业结构基本是中间结构,大量投资涌向矿产品、大宗商品。这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结构和企业的政策互动的关系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市场开始萧条了,中国企业的自愿性对外投资受到重挫。从商业的角度而言不算成功。人民币开始面临贬值的压力。收购海外资产成为应对人民币贬值的一个资产配置策略。用海外资产来平衡他的资产,全球资产配置跟这轮全球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放缓、货币贬值相关。出现了对外投资大于海外对中国投资,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的水平上,这个出现是不是正常?那些经济体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外国对他的投资,我觉得这个状态不是正常的状态。虽然是个好事,但是它不可能持久。资产配置容易涌向流动性高、可以简单定价快速交易的,比如酒店、房地产、娱乐影视、体育俱乐部等,具有很强的对冲性,这是这个阶段投资的特点。

民营资本的兴起是比较快的,2016年中国私人资本非金融类ODI达到1232.4亿美元,占比68%,超过三分之二。存量占45.7%,这是一个显著特点,民营企业开始崛起,在存量上已经是半边天下了。

政府为了控制资本外流、顶住人民币贬值压力和外汇储备减少的压力,加强资本管制,限制非理性对外投资。汇出、结算、海外并购都涉及到各种陷阱。文化、体育、娱乐这些行业都被限制住了,商务部的文件要求给中国带来资源,给中国带来技术,给中国带来就业,这几个都是被限制的。政府这些措施有它的合理性,我也赞同傅总讲的他不可能是长期政策。这轮他对海外投资的影响比较大。企业开始往高端产业走,一开始是上游,现在向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软件增长快,另外投向发达国家,原来是非洲、南美很多矿产品,现在是欧美,增长最快的是以色列,投资的重点和国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带一路现在的直接投资不多,主要是一些项目,但是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

我这个数字不是很新,2016年ODI累计净额存量13574亿美元。政府政策是短期的应对政策,总体来讲我们要重新把政府的政策见效,控制住人民币贬值,企业要重新调整战略,根据经济周期经济结构来制定。现在是新一轮海外直接投资的波谷期。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讲了人民币贬值、资产贬值增值、中国回报率偏低,老百姓资产配置也会觉得外国的东西、教育、文化好一点,他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种钱出去确实没办法带来核心技术,秦总您怎么看?

秦晓:这些是逐步实现的,先说一个数据,如果比较和我们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中产阶级25%的资产是在国际配置,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是典型的,他们的中产阶级有25%的资产是美元或者海外配置。我们曾经有一个计划,高净值人可以更多的兑换美元,到国外买房子买股票都可以,由于人民币贬值就暂时放下了。从个人来讲,它越来越变成跟全球连在一起,所以配置国外资产是理性的,不应该发生在人民币贬值的恐慌中,这个恐慌需要时间来纠正,尽管不要听他们那套。这两年基本上过去了,长期贬值压力还有,但还是能接受的,没有人告诉你L形的根部在哪儿,那就有恐慌产生。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中国企业卖得很多,很多人孩子在国外学习,企业资产个人资产在全球配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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