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头条】亚洲首富王健林：谈儿子谈政商关系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61岁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日前，王健林罕有地接受了媒体专访。在谈及自己的儿子、被网友称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时，王健林表示：“我期望他稳重一点。”此外，他还谈到了自己忧虑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又希望建造更广阔的事业，尝尝世界首富的滋味。
谈王思聪：期望儿子稳重一点最大烦恼是接班人的成长
记者：王思聪最近做了“日狗”的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是在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
记者：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万粉丝，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作为父亲，在对他的教育上，有什么得与失?
王健林：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思聪小学的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记者：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冲突中，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你对这怎么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
记者：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形，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记者：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在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记者：你现在有烦恼么?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
记者：王思聪以后会接替你执掌万达吗?
王健林：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现有梯队中，情商、智慧、执行力高，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一个人很聪明，但可能执行力差；另一个很勤奋，但是笨了一点。我在想，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场摔打的关系。
谈首富：今年唯一消费三套西服 朝着“世界首富”的目标努力
记者：很多网友好奇，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健林：我每天准时6点起床，7点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动，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晚上下班回去就8点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就9点多、10点多。11点准时休息。
记者：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王健林：订了三套西服，每套2万多。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
记者：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记者：站在首富的位置，怎么看待财富，比如钱?
王健林：我不看重钱，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我儿子都说我，爸爸不会花钱。我不是不会花钱，是没时间花钱。我对钱的感觉是，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样子，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谈政商：远离政府太假了 否认“万达速度”是为了迎合个别主政者
记者：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记者：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记者：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记者：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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