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上任百日惊世一问 IPO再刮改革风
中国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上任已逾百日，观其言看其行，无一不围绕“改革”二字展开。
“市场的力量和开放政策”，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周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独家专访时，亮出了他所信奉的改革途径。他还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他说：“可以说，如果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半就解决了。”
而对于其主政的国内资本市场，日前有报道称，郭树清在上任不久之后的一次内部场合中曾抛出惊人之问：“IPO不审行不行？”这个问题当时抛给了证监会发行部官员和发审委委员，而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最艰难也涉及既得利益最大的事项。
“作为证券市场看守者的郭树清先生，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前线。”日本朝日新闻如此描述郭树清。
关注经济改革
郭树清最近一次公开谈“改革”，是本月8日在东京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独家专访时提出的。这一天，是其履职中国证监会主席第102天。
当日，郭树清就中国的潜在风险提到两个话题：一是城乡的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风险。这两个话题亦是郭树清2011年10月29日上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
2011年11月10日,郭树清首次以证监会主席身份公开亮相，出席国际金融论坛2011全球年会。会上，郭树清不谈股市，谈外汇储备。同年11月12日，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了到任证监会以来第二次公开演讲，称中国“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对于这两个风险的解决之道，郭树清本月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改革开放”。
日本记者问郭树清，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中国出口增幅已下降，房地产的价格也开始下降，中国经济是否会急刹车？
郭树清的回答是：“现在的欧洲，和2008年雷曼破产时金融机构突然倒下的情况不同。中国比起其他的国家，在财政上还是宽裕的。若有必要推出经济刺激对策，中国完全有时间可以充分应对。”
而对于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树清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大到即使不依赖出口，包括公共事业的国内投资也很多。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加上政府难以管控的灰色领域经济活动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极端下落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到2015年为止的5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一年7%。中国政府关注的并不是经济增速回到10%，而是经济增长出现质的改变。
在郭树清看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
他说：“在中国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农民来到城市里，以农村户口工作的话，即使是同样的工作，比起城市户口的人在社会保险，教育，住宅，医疗等各种方面都是不利的。即使实际收入相差3倍，生活上的差别远比这个大的多。因为在竞争开始前就存在差距，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不出来。贫困农村的孩子们也不能很好地受教育，这种差别有形成固定化的倾向。”
郭树清举例称， “打个比方，我的下属他们老一辈也都是农民。因为通过学习上了大学，才拿到了城市户口。现在大学进行扩招，来自农村的学生看起来好像多了，但精英学校还是逐渐减少。去年，城市人口第一次以微弱优势超过农村人口，但农民还是有6亿人以上。他们的教育水平问题，关系着将来的人口素质。”
郭树清还就农村社会保障接受采访表示：“农村与城市的待遇不同是在推进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时政府没有钱。现在，那样的说辞已经不能通用了。在推进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的同时，改正这种差距也是不可或缺的。不是说没有钱，而是不能很好的分配的问题”
“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必要的。大家都去城市打工了，有些农村就消失了。中央政府应该发现这些问题点，慢慢做出改善。但是，有部分村里的干部在当地很牛，很难改变他们想利用分派土地权利来赚钱的那种思想。”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郭树清也再次提到了外汇储备。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管理的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较郭树清2004年任央行副行长时期膨胀了5倍。郭树清称，外汇储备以这种速度增长，弊大于利。就好像把赚来的外汇放在仓库里一样。而且大量保有的美元与欧元都已经跌价。储存这么多外汇，就好像背负起别的国家的风险。
他表示：“要改变中央银行集中外汇管理运用的结构，企业应该更加自由地使用外汇，这个是必要的。民间的判断是，应该增加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海外投资。比如收购外国公司，比如为了确保资源进行的投资等。海外直接投资额的话，我们在10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5名。成为2，3名的那一天应该不远了。”
郭树清还表示，人民币汇率表现可以更加自由，今年人民币会升值的。他说：“即使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交易自由化，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现在也是人民币汇率的诸多改革容易实施的时期。随着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扩大，使用人民币来结算，以及投资的范围也应该会扩大。”
IPO改革新思路
郭树清推崇市场化，在其资本市场监管过程中也有体现。
郭树清在接受朝日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市场就是资源的合理分配，譬如，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中国的财富是建立在长期投资和经济全面发展上的。放眼世界，在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新产业开始发展的阶段，资本市场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但是在中国，究竟发展什么产业是由政府主导的，但还是由市场来抉择比较好。
事实上，去年12月1日，郭树清在公开场合首谈资本市场，即表示证监会将带头讲诚信，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和阳光作业。在演讲过程中，他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公开化和国际化四个导向。
不过，郭树清日前抛出“IPO不审行不行？”的问题之后，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公开答案。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一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充满震惊。他说这是他认为这只是郭树清在试探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水深水浅，他也知道郭树清主张加强监管、放松管制，真正想做点事，但他依然惊讶郭能有如此的改革思维和魄力，敬佩之余亦担心其所将遭遇的阻力。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主流资本市场中极少数采用发行审批制的国家，自从1992年证监会成立到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经历了审批制和核准制两个阶段。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虽然引入了券商这一执行发行规则的中介机构,但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股票发行管理制度。
市场人士认为，审批制是目前A股的乱象之源，股票发行的审批制带来寻租空间，而随着权利介入越来越深，改革这一领域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一位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即对郭树清的改革呼声表示了忧虑，郭树清的改革最终将是触动既得利益者，包括掌握审批权的证监系统官员。资本市场潜藏着大量的权贵资本，如果仅仅靠强人决策去推行改革，肯定是要遭遇巨大阻力的。
而发行审批制的受益者——多位投行人士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市场热议的发审制度应向注册制转变，目前还有三大条件并不具备。法制环境及经济发展现状不允许，投资者不成熟，监管职责难于过渡。
也有部分市场参与者担心证监会目前所有的审批都十分严格，在这种条件下，还是会出现许多虚假的情况，如果放给市场，是不是能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去保证信息披露和市场交易能够公平公正。毕竟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成本太低了。
但据经济观察报援引银河证券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樊敏的话表示，郭树清开始在做顶层设计，服务实体经济。上市企业最早不是为了上市，是为了融资。现在变成了投机，功能在变味。现在要回到基本的功能上来，方向和思路都是对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也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声明坚决支持取消审批制。许小年认为：取消发行审批制是建设公正、有效市场的必要前提，是根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坚决支持取消审批制。
(日本朝日新闻相关报道内容由早报记者沈靓翻译)
郭树清一问惊破天 IPO不审行不行
王涛 来源：南方都市报
“IPO不审行不行？”这个在资本市场延续了10余年的话题再次在资本市场上泛起了阵阵涟漪。近日，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证监会发行部官员和发审委委员发问。
机构人士均理解为，这是在为新股发行改革吹风，目前限于法制环境、退市制度、投资者理性程度等条件，发行制度改为注册制还不成熟。而一旦注册制推行，将对一二级市场的相关利益群体形成重大影响，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的稀缺性将大大减少，PE投资也会降温，而二级市场收益明显，最为受益的将是大券商。
美国的借鉴
“虽然我国证券发行体制已经从原来的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但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广东一券商前研发部门负责人认为，目前新股发行仍需在证监会经历上会、发审、颁发批文这一流程，也就是说，决定权仍在证监会。
而自2008年以来，新股造假上市已经接连出现了3例：2008年，立立电子因涉二次上市等问题，在发审过会后被撤销上市审核；2010年，陷入虚假专利阴云中的苏州恒久再次“中枪”。这也让包括投资者、媒体、学者、业内人士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审批权。
此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曾尖锐地批评：“证监会该做的是什么？是监管，不该做的是管制，管制就是审批。现在，证监会的主要精力放在管制上，监管本来是它的主业，已经被荒废掉了。也正因为IPO审批制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所以证监会不肯放弃。”
因此，此次郭树清对IPO审批权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2011年2月1日，证监会开始正式实施的预披露提前的制度，有望借助于社会力量对此造假等予以监督。此前拟上市企业仅在上发审会前5天披露招股书，而2月份开始提前约一个月。
对此，刘胜军评价称，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后，的确给市场带来了新变化，比如打击违法违规力度加强，比如发行审核透明度提高等等，这些都值得赞扬。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审批制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但作为证监会主席，可以去推动。
在这方面，美国证监会给中国证监会提供了一个良好借鉴：证监会只做程序性审核，不做审批，对于企业上市没有发现程序不合规或者造假就不能否定，让市场来决定。另一个借鉴是证监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到事后惩罚。美国也有造假，比如安然事件，但发现后的惩罚是“排山倒海”的：安然倒闭了，安达信也倒闭了。
时机不成熟？
不过，对于郭树清的这次发问，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条件还不成熟。
上述广州券商人士认为，发行制度目前不宜使用休克疗法，因为目前定价机制不成熟，投资者还不成熟，国外成熟国家的新股第一天涨幅在15%左右，A股前年新股首日涨幅约40%，去年有所下降，仍在20%左右。因此，仅靠市场化，取消审批制，不能解决问题。当前的新股症结在于发行节奏过快。
深圳市太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王亮也认为，即使要推行发行注册制，也会先试点。
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水江也表示，目前发行制度是核准制下的保荐人负责制，在退市制度、法制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注册制不宜推行，否则，上市公司的数量将会激增，质量更加无法保障。因此，制度改革应该是缓步推进。
目前的发审制度其实某种程度是带有政府担保性质，对处于市场弱势的小股民是有利的，真正不利的是急着把手上PE项目卖到二级市场的大鳄们。在信息及知识极其不对称的情况下，放开发审无疑是把羊圈的围栏打开，让群狼冲进来任意厮杀。放开发审，首先就要面对股价对接和市盈率的回归。
该走第二步了？
不过，赞同取消发行审批制的声音也很强大，不乏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
中欧国际工商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微博上表示，取消发行审批制是建设公正、有效市场的必要前提，是根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坚决支持取消审批制。易凯资本有效公司CEO王冉也表示，“您认为股民都有专吃垃圾的习性吗？要相信绝大多数投资者是有智商的，他们智商减弱一定是制度使然。”
“郭主席能有此问，虽不见得实施，但已难能可贵”，上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券商人士也对改革的方向表示肯定，从必要性上看，主要央企都已经IPO，盈利能力空前，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已经超过民企500强总和，进一步推进央企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条件成熟；随着创业板的推出，民营企业成为上市主体，证券市场扶持国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废除IPO审批制时机成熟。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已经跨过了第一步，第二步就应该是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真正的有效市场应该宽进严出，无效的市场通常严进宽出。少管发行，多想退市制度，缩小寻租空间，让投资者直接用脚投票。
周水江也认为，如果中国吸取美国、香港地区的证券市场成功经验：即取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就会回归正常值，企业也失去了寻租的动力，造假的利益驱动消除了。
阻力巨大
一旦推行IPO审批制，最受损的无疑是保荐人。“保荐人虽稀缺，但不在作为上市的必备，必然受很大影响。”王亮认为，保荐人的稀缺性会变小，同时保荐责任将加大。而从一级市场压缩的利润将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有益。不过最为受益的是大券商，因为其投行实力较强，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上市资源，同时，其也将从包销中获取更多收益，而小券商与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正如目前香港券商一样，两极分化严重。
此外，周水江表示，随着上市公司不再是稀缺资源和市盈率的下降，将会直接导致PE的降温。
不过，王亮认为，证监会目前权力最大的地方体现在对上市的审批方面，不太可能轻易放弃。而PE背后的力量也错综复杂，正如吴敬琏先生2010年所怒斥的那样“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对于郭树清的此次发问，是胸有成竹还是奋力疾呼，无从得知。昨日，投资界大佬的点评较为悲观：“通过这次老郭的放风，可以发现……一己之力，改变不了IPO审批制，才放风给媒体，由舆论慢慢驱动改革。”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资金是企业的血液。IPO本应是任何企业的正常的融资权力，在中国却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废除审批制后，大量企业上市，股市市盈率回归合理水平，企业将不再对IPO趋之若鹜。在健康的市场，任何企业都可以上市，唯一的差别在于股价的高低。没有不适合上市的公司，只有不合适的价格。发审委设置的所谓标准，导致阿里巴巴、腾讯等大量优秀公司被迫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无缘分享其成长性。”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佳：“在中国目前这个大环境下，IPO审核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审核也是万万不能的。去年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所暴露的问题远超过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目前改革的重点还应该是询价机制的改进和退市制度的建立。”同威资本CEO李驰：“股民宁愿证券市场有几分钱一股的股票同时又有几百元一股的股票，宁愿今年有上千只股票上市，也不愿上市被权力之手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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